在去年的土耳其安塔利亚G20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应该汇总形成二十国集团整体行动计划，“助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这并不是这个增长目标第一次出现。
在两年前的布里斯班峰会上，习近平也指出，中国将继续“保持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势头”。
通过梳理公开资料，我们发现，自从2009年的G20匹兹堡峰会以来，在关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表述中，所有的G20公报以及胡锦涛、习近平两任总书记在G20的讲话中都使用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措辞。
在参加多伦多峰会时，胡锦涛总书记为“推动世界经济尽早进入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提出建议。
在随后的首尔峰会上，胡锦涛再次指出，各国应“努力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在更早的匹兹堡峰会上，胡锦涛就曾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各国应“坚定不移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
匹兹堡峰会后，奥巴马总统认为，会议“建立了一个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更平衡和更强劲增长的新框架”。
由此可见，“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目标至关重要。那么，究竟这个说法指的是什么？
目标的源起
2009年召开了两次G20峰会，一次是4月份的伦敦峰会，一次是10月份的匹兹堡峰会。这分别是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峰会。当时正是全球经济受金融危机肆虐最深的时候，各国迫切需要全球经济迅速走出泥沼，恢复到增长的正确道路上来。在匹兹堡峰会上，G20各国希望“经济复苏势头得到巩固”。因此“强劲”的说法应运而生，这可以说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胡锦涛在戛纳峰会上讲话时也指出，“在强劲、可持续、平衡这三个目标中，确保强劲增长是首要”。匹兹堡峰会在关于二十国集团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中指出，各国要“促进经常账户平衡”，汇率政策要“反映经济基本面、以市场为导向”，并“促进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以缩小发展不平衡”。可见，“平衡”的说法，针对的就是全球经济失衡。而“可持续”，就是需要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中国——保持发展模式的可持续。
虽然“强劲、可持续、平衡”的措辞一直在使用，但通过梳理公开资料可以发现，G20各国围绕这个总目标的博弈非常激烈。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各国激烈讨论的重点也在演化。大致上，讨论的焦点可以分为三个。
第一回合：危机责任论
在2009-2010那段时间，世界经济稍有起色，各方也开始反思危机的由来。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责任论。保尔森和伯南克都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源自全球经济的失衡，失衡又来自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过度储蓄，中国不应该有那么大的顺差。
但是，这显然不是危机产生的全部原因。发达国家的债务日益上升，这同样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完全有理由要求发达国家管理好自身债务的可持续性。“可持续”这个说法，不仅指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模式的可持续，同时又指发达国家债务水平、财政状况的可持续。这个措辞背后，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较劲”。
在2010年的两届峰会上（多伦多和首尔），这很可能是讨论最为密集的议题之一。比如，在多伦多峰会（2010年6月份）上，G20要求各国“实现更强劲、更可持续、更平衡增长”，但同时指出，各国“根据各自国情而有所区别”。在最终的公报中，G20集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发达国家“完成财政刺激计划并公布‘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整顿计划”，发达经济体“承诺在2013年前将财政赤字至少减半，在2016年前稳定或降低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盈余经济体则应“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增长”。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可持续”增长目标的实现。
另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在2010年11月份召开的首尔峰会之前，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盖特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内产品总值的4%将设为判定经常账户是否平衡的基准”。2009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虽然同比下降了34%，但仍达到了将近2000亿美元，当年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不多不少，刚好为4%。这很难不让人认为，美国为中国量体裁衣，制作出一套标准。
“平衡、可持续”是当时各方博弈的焦点问题，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中国：希望中国降低自身的顺差。新兴市场国家当然不会全盘接受盖特纳的说法，各方围绕这个议题的讨论料想会很激烈。最终，首尔峰会提出了一份“参考性指南”，该指南“将作为一种机制，以促进及时甄别需通过预防性和纠正性措施加以解决的大幅失衡”。首尔峰会结束后，萨科齐也表示，下一届戛纳峰会将“就过量贸易赤字订立标准”。
关于贸易失衡问题的讨论，肯定绕不开汇率灵活度这个话题。中国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波动一直很有限。直到2010年6月，中国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一年后，人民币汇率已经升值超过5%。通过梳理那段时期围绕汇率问题的讨论以及G20公报可以看出，汇率的“灵活性”是最关键的词汇。当时人民币重启汇改与国际上关于贸易失衡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是重合的。
多伦多峰会公报指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增强汇率灵活性”；
首尔峰会公报指出，应“向更多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迈进，提高汇率灵活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
戛纳峰会公报指出，“拥有大规模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承诺通过改革扩大内需，同时增强汇率灵活性”。
总的来说，这几届公报中关于汇率问题的措辞都很清晰、强硬，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贸易失衡问题。
第二回合：激辩财政政策
随着欧债危机逐渐浮出水面，各方对中国的贸易顺差的讨论热度有所降低。关于财政政策的作用和定位，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G20公报中关于财政政策的表述，并不像“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目标那样一以贯之，而是处于演化之中。
前文提到过，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也是“失衡”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多伦多峰会就提出，“财政状况严峻的国家要加速财政整顿步伐”；首尔峰会提出要实行“必要的财政整顿政策”；戛纳峰会更是将“财政整顿”细化到了具体的国家。可见当时的主流舆论是财政整顿计划，整顿就意味着紧缩。
众所周知，希腊采取了财政紧缩政策，但是希腊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好转，其经济状况反而每况愈下，成为欧洲债务危机的最大风险点。2012年，IMF的研究表明，财政紧缩的危害性被低估了。时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查德表示，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要弱于预期，因此无法冲销财政整顿的不利影响。这说明，IMF开始对之前流行的财政整顿计划进行反思。
但是，德国并不这么认为。2012年，德国的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均曾对媒体表示，德国不会放弃财政紧缩立场。
国际舆论出现了关于财政政策的两派观点。到了2013年的圣彼得堡峰会和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这种分歧得到了体现。在圣彼得堡G20公报中，关于财政政策的表述是“财政政策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而布里斯班峰会的公报，则呼吁各国“继续灵活落实财政战略”。这种模糊的说法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财政政策作用的不同看法。
与德国持有不同意见的不仅有IMF，还包括美国。早在多伦多峰会时，盖特纳就认为，欧洲和日本不应该削减预算，而应刺激经济增长。同一时间，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发达工业国家应该在2013年之前将赤字减半”。到了2014年11月，美国财政部长卢公开表示，德国应该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
在此之前，卢也公开表示，美国应该将财政政策的目标定为促进经济增长，换句话说，美国人认为，财政政策应是促进经济复苏政策工具箱中的有力武器。由此可见，美国和德国在这一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分歧。如何协调这种分歧，也是对G20主席国的一大考验。
通过梳理2016年的上海公报和成都公报，我们发现，关于财政政策的表述有了一定的变化。上海和成都公报均指出，我们“决心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我们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这一表述的意味已经很清晰了：财政政策已经被纳入了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工具箱。
易纲副行长今年2月份接受媒体访问时，也间接证实了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在上海G20会议后，易纲表示，上海公报“特别强调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并指出这些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G20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过去几年G20在讨论宏观政策协调时，各国对是否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存在一些不同意见。
这次则对财政政策有了非常具体的表述，背后的原因是一些原来对使用财政政策支持增长比较谨慎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公开资料来看，所谓态度发生变化的国家，指的应该就是德国。
第三回合：结构性改革
关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另一个需要提及的议题就是结构性改革。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公报指出，“到2018年前使G20 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这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增长。当时的形势是，各国的财政政策出现分歧，货币政策无所作为，因此，要想实现这额外2%的增长，只能依靠结构性改革。
以往，结构性改革虽然在公报中有所提及，但力度不大。到了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G20将更加突出结构性改革的作用。在去年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国就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在随后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要“着力加强结构性供给侧改革”。
可见，中国对于结构性改革这项议题将会非常重视。在上海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后，财政部长楼继伟就表示，“推进结构性改革，是G20财长和央行行长达成的重要共识”。在同一时间的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上，楼继伟还指出，“结构性改革要和宏观政策相结合，讲顺序、讲配套。在经济整体萧条阶段，要尽量选择带有扩张性的、见效快的改革措施”。IMF总裁拉加德也表示，“中国已经成为结构性改革的引领者”。
在上周举办的关于G20财金渠道筹备工作的媒体吹风会上，易纲副行长指出，G20国家“将运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等政策，‘多箭齐发’共促增长”。随后的新华社文章，也提出中国G20的目标之一是“多管齐下推动增长”。文章还指出，“虽然过去G20也谈结构性改革，但今年中国将讨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加强了顶层设计”。
通过研读这些公开资料，我们发现，G20公报及领导人讲话中藏着丰富的政策含义。而在同一个增长目标下，各国关注、博弈的焦点可能也不一样。不过，“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目标自提出以来，一直是贯穿历届峰会的主题之一，没有哪个其他议题能与之相比。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即将到来的杭州峰会能在这方面有什么贡献。
